伦理的陷阱：AI与虚拟现实

2014年3月，Facebook宣布以20亿美元收购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公司Oculus V R。虚拟技术数十年的发展历史，亦是几经沉浮，但时至今日，虚拟技术引发的关注可能带来质的突破。在美国《时代周刊》2015年8月的封面文章中，我们看到虚拟现实已经是硅谷最热的事物，索尼、三星、H T C都卷入了这一轮由Facebook收购Oculus引发的热潮。

目前，虚拟现实技术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可穿戴设备的便捷性以及价格上的居高不下两点。一旦商业价值被充分看好，将会迅速带来“人联网”和“物联网”的联结(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翟振明语)，届时产生的结果将是，当你进入一个虚拟的世界，你可以获得实体机械工具(人工无智能机器)的操控能力。在虚拟现实技术解决视觉感知外，还有听觉、触觉、力觉、运动等感知，甚至还包括嗅觉和味觉也被模拟，此外，头部转动，眼睛、手势、或其他人体行为动作所能达到的实时响应，使用者将可以完全获得虚拟=现实的感觉。

就此，著名电影《阿凡达》中杰克·萨利在潘多拉星球上的“替身”现象，就会真真切切地出现了。举一例，A在广州，但他可以通过虚拟现实的技术，操控他的“替身”去纽约开会。使用期间“替身”所有的动作、发言和行动，都由A在广州来操作，因特网就可以提供A与人替的实时链接。从技术上看，这一刻很快就将到来，由此也更加迫切地要求我们，提出伦理上的疑虑和担忧。

虚实难分的伦理困境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翟振明令人吃惊地创建了全球首个“人机互联实验室”，也令人吃惊地聚焦到了虚拟现实技术成熟和普及后的伦理问题。

翟振明的观点是：以往的技术基本都是客体技术，即通过制造工具、使用工具来改造自然客体的技术。并且，这种被制造和使用的工具本身也是客体。例如，一辆汽车、一把锤子虽然融入了人的技术，但它们毕竟还是与制造者分立的物体。与客体技术相比，虚拟现实技术则是一种主体技术。这类新兴技术不是用来制造客体化的工具的，也不是用来改造自然客体的，而是用来改变人本身的。成熟了的虚拟现实化的人联网，相当于我们重新创造的一个物理世界。如果此类主体技术成为我们的主导性技术，我们的生活方式将会从根基上发生巨变。

翟振明将《阿凡达》中的“替身”翻译成“人替”，他认为在使用虚拟现实系统之前，我们主要是用键盘、鼠标、手柄之类的东西来操作。有了虚拟现实头盔等可穿戴设备，虚拟现实不久就可以整到这里来了，你的人替也不再是第三人称视角的对象，而是变成第一人称视角。所以，远在纽约的人替虽然没有自我意识，而是作为A的自身存在，A的所有感知和行动都体现在人替上。

这带来了直接性的伦理挑战。按照翟振明的分析，在“人联网”与“物联网”无缝衔接之后，假如A的人替在纽约犯罪，将会造成纷繁复杂的困境：例如A在现实中是男性，但虚拟世界中选择女性，在虚拟世界中性骚扰一位女性，可能造成法律不适用；又如人替与人的关系，人替是身体的一部分，还是属于财产，处罚时如何处理人替和人；超越国界的使用，也会挑战政治的边界，犯罪的A到底是在美国还是中国，这些都值得讨论。

在虚拟和现实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之后，所制造的伦理困境还有非常多，这里只是列举了其中一小部分。但最为终极的伦理问题不是别的，而是翟振明所忧虑的：在人联网和物联网无缝融合成一个巨型系统之前，我们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保住每个人类个体的自主性，杜绝有人试图把大家用作操作物联网的工具，也就是防止控制了物联网的某个寡头或一小撮寡头联合体把所有的其他人当作实现其权力意志的永久性工具。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决策差之毫厘，就有可能导致人类未来走向失之千里。

的确，假使短期内技术取得很大进展的虚拟现实技术获得普及，带来的绝不是文章开头担心的某一行业、某些工种受到冲击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权力的重新配置，那些占得先机又肆无忌惮的寡头，将获得控制的途径，并发生新的专制暴政的问题。学者、媒体和公民，以及充满忧患意识的科技人员，有义务在虚拟现实时代降临之前，秉持人文理性，倡导建立起新世界的规范与伦理。

感谢翟振明教授对本文核心逻辑形成的贡献，也对参与讨论的茱茱、S ophia、B arnett一并表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