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彤：关于AI发展与治理的若干哲学思考

第二，认真研究和注意人工智能发展的环境代价与效应。任何工业制造业都有环境效应，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可能会有更大的环境效应，这要根据国情综合考虑。如果发展代价太大，就需要对其发展有所限制，特别需要提早考虑可能的环境代价。

 

第三，特别需要注意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的政治哲学后效。前文已经论证了人工智能作为“机奴”可能的政治哲学后效，有两个需要提早进行规约的方面。

 

其一，时时刻刻注意人工智能应用的社会平等性。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都需要给予社会公民平等享用人工智能利好的机会。当然这主要是政府需要注意的事情，通过汇率或利率调节的方式，向不能直接享用人工智能利好的阶层转移支付利好比例。就人工智能的研究者而言，也需要注意，不要让人工智能研究带来“等级区隔”的扩大与延伸。

 

其二，当人工智能发展存在取代某些行业/职业或人群的可能性已经出现时，智库类研究机构和政府就需要做出评估，并且对这些行业/职业涉及人群的可能转型给出合理建议与安置。

 

涉及人工智能发展的社会治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巨系统工程这种说法，实际上缺失了人文和社会思考的维度，而且常常容易使人把这种问题理解为可以按照工程和技术的方式加以解决。事实上，这种工程不是技术本身可以解决的，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的交叉和合作研究，需要科学、技术、伦理、政治学（包括政治哲学）的多学科视野，我们特别建议，建立相应的全国委员会，除人工智能专家外，还需要包含哲学家（伦理学家、科技哲学家），特别是政治哲学家。

 

如若在起始阶段，由人类研究的人工智能可以自主地发展出非人类的智能与意识，那人类能够容忍其自主发展吗？如若人类不容忍，那此时不容忍是对的么？如若这时的人工智能已经比人类更为聪明，那人类还要消灭它们吗？人类还能消灭它们吗？比人还聪明的人工智能此时还是人工智能吗？它要奴役、消灭人类还是与人类合作？它把人类看成为伙伴吗？它会建立起一套相应的“社会政策”与“伦理原则”吗？这些问题虽然还很遥远，但可以在将心比心的思考中帮助我们提前理解当代人工智能发展的哲学问题。有人就认为，一个独立的机器世界由于是人类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必然继承了人类文明，那么由机器掌管整个世界又有什么不好呢？（集智俱乐部，2016: 208）继续在理性与情感、自我与他者的交集中争论人工智能的哲学问题，是极其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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