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开始赚钱了，然后呢?

李皖：我基本上不看，但我有一个总体的看法：这种音乐节目都是把音乐作为一个介质，但在做别的事情。最纯粹的音乐就是在听觉上震撼你，深入你的心灵，但是音乐节目借用了听的力量，做的是那种偶像化的、现场互动的、视觉的东西，音乐节目是在消费音乐。当然这些节目使一些潜在的好作品有了大众化的机会，但这种传播不是一个特别正道上的传播。当音乐还有一定力量的时候，这种节目会特别好;把这些东西都消耗光了的时候它就完蛋了。

恰巧我们这个时代音乐创造的东西很差劲，所以音乐节目难以为继。可能走到最后它会回到过去的形式——“音乐电视”，利用电视的形式来介绍新人新作。我最近听说《歌手》把上过这个节目的人再请来，跟以前就已经不一样了，以前都是带有某种推介的性质，因为大家不了解他，我让他来秀一秀，让你震撼一下子。现在相当于把这个资源掏空了，它就回到平常了，成为一个新歌、新作品推介的平台。

他们希望有更好的东西，但是又没有

南方周末：2016年让你感受比较深的新人有哪些?

姚谦：2016年我花比较多精力，主动甚至无偿投入的就是陈粒。虽然大家在新闻事件上看好像是窦靖童，可是你真的去看所有2016年的新曲，这几个比较聚焦的新人里，反响非常好的，就是陈粒。她是莫名其妙从豆瓣起来，第一张专辑就是自己烧的碟，没有正式发行，她不懂这些(商业上的事)。第二张专辑是2016年上半年出来。

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怎么样把一个纪录片快速地推广，又符合要表达的那种匠人精神，我觉得匠人精神最重要的是专注于时间，这个东西我觉得陈粒身上是有的，所以我找到她，发表了一首歌，用这首歌来编了里面的一些配乐。这首歌上线以后流量也是非常好，甚至香港已经有人要翻成广东话版。

李皖：草东没有派对给我的印象很深。在流行音乐或者摇滚乐里，水平非常好，能引起普遍关注，又确实言之有物的，越来越稀有。我特别感动于他们是一帮现代的青年，却还能说出代表摇滚乐的反叛、批判、对社会认知的话，难度挺高的。我们面对的最根本的问题，比如说人生应该怎么过，这个社会应该怎么样……要真诚地说出什么，而且要有一点分量其实挺难的。

草东在这方面说出了点什么，他说出的就是无力感，渴望生命更有分量、更有点什么东西，但实际上又特别没有什么东西的那种感觉。《勇敢的人》歌词大意是，这里没有反抗的人，什么也没改变，什么也不改变。说得很到位。

流行音乐比例最大的部分是青少年音乐，已经很多年没有真正值得玩味的青少年音乐。草东的《丑奴儿》写的是自己的丑陋，他是以很低沉的、自卑的，但又感性的方式唱出了自己，通过自己也唱出了这个时代的一点东西。还有一首歌叫《在》，特别像是过去的革命情侣之间的对话，怀抱着一个伟大理想。他们不像一般的青少年，就满足于吃得好、穿得好，得到特别有趣的商品。他们还希望有更好的东西，但是又没有，然后对这一切表示了一种鄙视或者说自我否定。

窦靖童唱的是英文，又是一个乐队形式，从音乐来讲，我觉得她是披着上一代的光彩受到大家的关注。我们从本能上反感这个。健康的社会状态应该阶层不固化，各种人都可以出来。如果你把歌曲当作一个特别个人的事，可以完全肯定她的作品。但是歌曲是要有抱负的，是要反映大众情感的，她的作品在那些方面几乎是零。

彩虹合唱团是2016年最受关注的新团队之一，但我对他们的东西很没好感。它是用了特别辉煌的音乐技术做一通闹剧，那种好笑的效果就特别强烈，这是它成功的部分。即便做一个好玩的东西，它在艺术上也有值得反省的地方，比如《感觉身体被掏空》，为了把好笑的东西都展演一遍，就狗尾续貂，搞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

（编辑：宿州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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