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机的中国人

15日傍晚六点半，胡适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蒋经国傅斯年等人接机。两天后，肖劲光的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攻占了南苑机场，傅作义的部队在东单紧急修了一条南北方向跑道，21日清晨，载有清华校长梅贻琦的飞机，从这条狭窄松软的临时跑道上起飞，驶往南京。

据季羡林先生回忆，胡适撤离北平后，恳请南京政府又派了一架飞机，点名要接走他留在北京的几位老朋友。飞机穿过炮火连天的半个中国返回南京，在机场恭候的胡适满怀希望地要同老友会面，然而机舱门打开后，几乎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没有走出机舱，胡适当场大哭[6]。

12月28号，南京派来接知识分子的最后一架飞机驶离北平。挥别故土的，拒绝离去的，都已经完成了对各自命运的押注，买定离手，等待他们的是时间的答案。

南方上海滩的大亨们，抉择的时间要稍晚一些。杜月笙决意奔赴香港，而与他合开181号赌场的黄金荣，不愿以八旬高龄流寓海外，选择留在上海。1949年5月1日，辞别黄金荣后，杜月笙举家登上了拥挤的宝树云号客轮，顺着黄浦江，驶出吴淞口，26天之后，陈毅的三野九兵团攻入上海市区，夜间睡满了南京路。

《罗曼蒂克消亡史》结尾，削瘦的陆先生离开上海，在香港海关入境处，缓缓地摘下了自己的毡帽：一个时代在他背后消亡。

胡适于1962年在台湾去世，他死前并不知道儿子胡思杜早在1957年就在反右中自杀，更加不知道其他留下的朋友们的命运：在胡适梅贻琦离开后，以副军代表身份接管清华北大的吴晗，生命于1969年10月终结，死前头发被拔光，骨灰至今下落不明，妻子和女儿也相继随他西去。

在吴晗去世的同一个月，曾经与胡适一起离京的陈寅恪先生（后来选择留在广州岭南大学），在遭尽折磨后溘然长逝，临终遗言“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而拒绝登上南下飞机的学生兼同事饶毓泰先生（北大物理系主任，杨振宁、李政道老师的老师），则在1968年悬梁了断余生。

同样婉拒胡适邀请，坚决不飞南京的，还有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这位与王国维齐名的国宝级史学家，在1949年5月发表了《给胡适之先生一封公开信》，信中指责胡适“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规劝他“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1966年后，陈垣虽然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但在周总理的保护下得以善终。

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选出的81位院士中，59位选择留陆，13位选择赴美，9位选择赴台，他们的结局往往迥异。

麻将牌技很差的胡适，在这次以命运做赌注的选择中，并没有多少犹豫。1918年，他在北大图书馆遇到一位湘潭口音的湖南青年；1920年，他与其他三位教授，为北大同事、也是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登报募捐葬礼费用；1948年，他在周围一片挽留声中，毫不回头地登上了那架南下的飞机。

时代大潮面前，能独善其身的始终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无论是鸿儒大家还是贩夫走卒，命运都如风吹飘絮，雨打浮萍。

这种对命运浮沉的无力感，又恰巧能够回答类似胡适在1930年《麻将》一文中里的这类疑问：为何中国人荒时废日地热衷麻将？为何表面中庸的中国人骨子却好赌成性？

（编辑：宿州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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