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剑华：AI与我们前奇点时代的地方性困惑

 

拿疫情做类比，疫情期间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对中国和世界疫情的发展有很多判断，这些判断在一年之后都不一定成立了。中国人的生存境况跟西方人不一样，比如西方人开个餐馆，钱是借的银行的钱，他不会找朋友借钱，一旦餐馆开不下去，银行还不上债，他就垮了，甚至说他们觉得戴不戴口罩，是跟他的自由和个体权利有关系。可是中国人开个餐馆是找朋友借的钱，朋友可以拖一拖，还可以找亲戚、兄弟姐妹等，中国的结构是个家族式结构，有亲戚有同乡有同学有朋友，是一个粘附性很强的结构。中国人也不太爱抱怨，大洪水在古代西方是很令人恐惧的，中国的洪水是治水，大禹治水，这些是跟我们的民族性有关的，使得自身能顺应环境的变化，在面对危机的时候，能很好地存活下来。包括这次疫情，很多中国人、中国企业如果放在西方肯定早就完了，可是在中国没有，大家每个人互相接济一点，损失一点，生活标准降低一点，都能过。

 

这种民族性所带来的另一方面影响就是创新性不足，眼光站的不够远，我们始终面对的问题是，正如古人所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需要面对家族的问题、国家的问题。可是在西方，很多都是个体的，面对人类文明的问题，他很小就会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这种思考能够帮助他们在一些看起来很不切实际的问题上去用功。而且西方的制度也为他提供很好的空间，这个制度也不是现在的发明，也存在好几百年了。

 

我们传统的社会也是科举取士的制度，没有以科技发明为主导。北宋的时候，王安石变法，其中关于科举考试，王安石和苏轼有个争论。苏轼坚持要考的是四书五经的传统诗赋，这能够反映一个士大夫的修养和人格。王安石希望能考些经义、策论，反应士大夫的治理才能。到底是诗赋取士还是经义取士，经义取士注重治理之实学，应该承认王安石变法有其道理。后来变法也没有成功，科举制一直延续到清末，考的东西都不是数理化，我们中国人真正接触数理化也就一百年。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也要有点乐观精神，就像我对人工智能的观点一样，不能把一个只发展了70年的人工智能，跟发展了上亿年的人类文明来比。同样的不能把刚刚只学了不到一百年数理化的中国的发展，跟从古希腊以来开始追求真理，追求科学的两千多年的其他国家相比。严格来说，我们也就一两百年，可以说我们现在处于科技发展的初级阶段。

 

其实我们现在还停留在二道贩子、平台的支付方式，跟小商小贩争生意阶段，但是我相信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肯定发生改变，而且这两年改变很大。中国有14亿多人，各个方面非常有潜力，只要有足够的空间、时间，肯定会发展出来。要看我们人类文明面对什么事情，比如面对大灾难，中国人就是比较强的，可是面对科技我们就是比较弱的。

 

一方面，我们需要各种改进，需要各个方面的努力；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承认需要与世界合作，不要把人家已经发展过来的再走一遍。但是我们确实可以通过新的方式去培养人，像丘成桐先生回到清华，要培养数学人才，像杨振宁先生等，很多人回来要培养这些人才，慢慢的这些人也会变得有情怀。有一次我回到我们县城的中学，现在去问人的时候，他们很多人会想说要当科学家，这个事情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中科院去年成立哲学所，我觉得这个现象也是很重要的，人们慢慢发现科学和哲学是要结合的，我特别要强调一下，如果中国人的思维，中国的发展要进步，可能哲学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素。这里面我们经常会碰到很多科学家，凡是能够想的比较深或者有很大眼光的人，都读过哲学。北大引进了朱松纯老师，华人世界最顶尖的计算机视觉专家。他对人工智能的判断，背后有一些哲学思考。他觉得人工智能现在是大数据，数据是很多的，而任务是很小的，即专家系统，用一堆数据解决一个事情。他认为人类不是这样，人所需要的数据是小的，但是人可以通过小数据做很复杂的任务，比如因果推断能力，很多常识推理能力是人类思维的核心，他比较关心这个。因此他做的所谓的人工智能的研究就很有哲学性，但是国内很多做人工智能的人，就只是在做算法，而不会在这个层面上思考问题，当然这也是不同风格。

 

他回到北大之后会找楼宇烈先生、王博老师去讨论。我当时在想，不应该找科学哲学、外国哲学的学者去交流吗？开始有点疑惑，后来我想明白了。人工智能背后的哲学思维和科学思维是不分的，他具有这种科学-哲学素养，恰恰需要找他所缺失的东西例如东方的、道家、佛教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说科学家喜欢找佛教徒、禅宗那些跟他看见来好像非常同传统的学者交流。对于科学家来说，他自己已经不缺科学-哲学的基本资源，他需要不断用新的资源去激活自己。这里面我觉得有个大的问题是，科学家跟艺术家一样，他要发现这个东西，除了他自己的储备之外，可以用任何办法，只要能得到想要的结果，然后再用其他方法去证明它。那么要得到这个结果，他可能会受到各种各种不同资源的激活。就像艺术家一样，他甚至可能通过喝酒或者其他方式，只要最后能够呈现出这个东西，在他得到结论的时候，不一定是一步一步来的。比如发明苯环那个人，做梦梦见了。等他得到结果后，他就跟一般人不一样，他得从结果找原因，他得把前提跟结果连在一起，只是他可能会通过直觉想到一些很漂亮的结论，然后再把它们连起来。

 

这些科学家包括艺术家要得到最终产品，得到所需要结论的时候，需要被不同的资源激活，但是他要证明这个结论是对的时候，就得跟推理、证明、实验结合才能得到。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很多科学家比如爱因斯坦跟做量子力学的人可能没法交流，但有可能跟一个佛教徒很容易交流，那是因为他们的结论上有些东西有类似之处，这就是现在所谓的跨界对话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其实很多能够探索未来的科学家都是很开放的。

 

很多国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教派、思想团体，非常怪，很多人愿意接触，接触之后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思想形态，对科学来说本身是有帮助的，科学本身也是一个需要不断激活的东西。这里面确实是跟我们中国文化有关系，比如我们写诗歌、纪实小说、历史小说，虚构类东西很少，我们爱看历史剧，爱看纪实小说；相反另外一部分，比如说幻想小说、科幻小说等完全出自一种想象的东西比较少，这确实有差异，如果能在这方面更多地做一些研究、推广和培育，那肯定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一乘：《三体》给您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您怎么描述三维以上空间？

 

梅剑华：人工智能与我们前奇点时代的地方性困惑

 

梅剑华：坦率地讲，我没有看过三体，但我很看好中国的科幻小说发展，尤其像刘慈欣的小说写的很好。可能跟我个人的兴趣有关系，因为我觉得一个真正的科幻，是它的科幻形态，会最终造就我们对人类文明本身伦理的反思，在刘慈欣的小说里面，我看不到，你会发现它好像是另外一种金庸小说一样，你在金庸里面看到的东西，是我们现实生活中都有的，和我们的伦理生活是一样的，只是那些人武功很高明而已。就像科幻里面有很多科技，可是它基本的伦理观念、生活观念是一致的，所以很多人爱读，读得懂。但是我觉得它是另外一种情况，我希望的那种科幻或者幻想小说是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想像，从根本上颠覆我们对生活的基本看法，提供另外一种可能的想象的空间。曾经有个朋友，他想象过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种繁殖方式发生改变，我们现在是一夫一妻制，一个精子跟卵子的结合才能生育一个孩子，可是如果说我们的生物机制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变成了永远是五个男性和五个女性群体的结合才能生一个孩子的话，那伦理观念就完全变了，又或者假定在那个世界，我们的生物机制只让我们能活到三十岁，可能现在我们所有制度都要发生改变。

 

在古代为什么那么早结婚？十六七岁很早就得结婚，结婚也好，生育也好，这是人生产的部分，你很早进入养儿育女，就得把这种文明传承下去，所以你得很早的结婚。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单身，很多人会大龄？是因为这个社会的文明结构、工业发展之后，不需要你很早地从事劳动生产，维持家庭，其实是一种技术本身对文明造成的改变。